印尼华商李文正将自己活成了传奇。
他生于兵马喧嚣时的印尼，幼年与亲人生离死别，青年时期因支持印尼独立革命险遭逮捕，颠沛漂泊。到兵荒马乱的中国大陆求学，年轻热血又几乎让他丧命大海。凭眼界与精明，白手起家，破旧立新，于变数中谋生机，商海博弈屡屡险中得胜。他接连执掌多家银行，每每将其扶上正轨，便又另起炉灶，再追新高。
巅峰时，他是印尼仅次于林绍良的第二号私营银行巨头，人称“印尼钱王”，不但带动银行业创新，还发力推动印尼金融制度改革。上世纪90年代，印尼经济衰退萧条，又遭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他塞翁失马般不得已介入土地资源开发，却在时代变革中吐故纳新变换姿态，让其创立的力宝集团经营领域多元延伸，不断壮大。
如老一代华商一样，李文正与力宝集团的慈善投入多倾注在教育领域。他曾以印尼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身份推动教育体制改革。迄今，他为学校捐建大楼超过10栋，支持儿子在印尼偏远贫困地区开办的希望小学超过50所。
遥望来时，他感叹世事沧桑莫测，在无数风波中飘摇前行，此时彼时境遇已是云泥之别。
骑马追马
十几岁的李文正驻足印尼玛琅市的路边，盯着一栋欧式建筑出神。进出建筑的人手拎公文包，衣着光鲜，皮鞋油亮，神气十足。他并未看到店里有什么商品售卖，便跑去问小学校长罗异天，才知道那是荷兰人开设的银行。“把钱拿来拿去就能赚钱，又神气。”李文正觉得这是个好生意，每次路过，他都要朝里面满怀憧憬地张望。
30岁那年，已有不少人听说李文正“想做银行家”。没有大资本，却想开银行，在很多人看来，这无异于“疯狂”。但李文正清楚，银行本质是中介，赚取利息差额，经营的其实是信用。
在1960年代的印尼，卖自行车的转身就能成为银行家，这件事就发生在李文正家隔壁。自行车店老板陈德发是他的同乡，只用了3年，那家由自行车店变身的银行就有了不小发展。
同乡吴文荣带给李文正一个好消息，当时在困境中挣扎的“繁荣银行”正等待资本加入。这家银行总资产约有300万美元，资本金10万美元，因经营不善，已支撑乏力。李文正想要加股进入，条件是必须注入20万美元，由此可获得66%的股份，而当时他只有2000块美金。
他必须先找到有资本和有信用的人，“要追上一匹马，你就必须先找到一匹快马。”
他先说服吴文荣的父亲吴亚土及其舅父李亚梅加入，又请二人介绍客家帮丘和中、兴化帮李亚灿，以及福建帮外号“大哥”的林聚善加入。他被推举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终于圆梦，成了一位银行家。
李文正从小处着手，先易后难，从小到大，由近及远，仅2年时间，不但让“繁荣银行”突破困境，还使之在雅加达名声日隆。
“繁荣银行”让李文正迅速学会了专业知识，也很快让他见到了人性贪婪。一些年轻股东与客户夜夜笙歌于夜总会，放纵客户透支，另一些年长股东则经营“行中行”，吸收存款私下放贷，中饱私囊，呆账坏账转嫁给银行。李文正无力改变，只好让位离开。此时，他已看准了另一家“宇宙银行”。
“我必须找另外一匹马，跑得更快的。”李文正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雅加达，李文正根基尚浅，找“快马”实非易事。他先找到老师杨秀莲，她是中华妇女会主席，丈夫汪大均是椰城华侨总会秘书长，掌握全部印尼有影响力的华商资源。李文正怕开口遭到拒绝，并未直接表明自己的“疯狂”想法，只是不轻不重地谈谈天，顺便讲讲自己的抱负和对银行的思考。“他（汪大均）听了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很有一套理论。取得他的信任后，我才请他介绍有影响力的财团。”
在当时的印尼，人说“无昌不成事”，“昌”即许乃昌、林德昌、黄源昌三人。黄源昌是印尼布业大王，也是布商公会主席，而布业是当时印尼最大的行业。李文正得知黄源昌喜爱打网球，为了迎合，便每早到黄源昌家球场陪同。同样，对于开银行只字不提，只是学网球，谈网球。直到“大家兴趣一致，谈得来”，他才由浅入深，从生意谈到具体的银行经营。他对《中国慈善家》回忆，当时他对黄源昌说，“银行对我们华商太重要了，中华总商会里必须要有一家银行。”黄源昌回答，“你去做吧。”
除了黄源昌，林德昌也成为宇宙银行股东。这一次，李文正笼络了印尼咖啡大王、胡椒大王、橡胶大王、布业大王等名声在外的行业翘楚。
到1966年，李文正接管了同乡何清源的印尼工商银行，又在泗水开办印尼工商银行分行，将这两家银行和繁荣银行合并，改名为泛印银行（Pan Indonesia Bank），使其成为印尼共和国成立以来首家私营外汇银行。一年时间，泛印银行便发展成为印尼最大的私营银行。
几年后，泛印银行业务风生水起时，两位股东因经营“行中行”被曝出丑闻，泛印银行遭到用户挤兑，最终请印尼银行协助，才渡过危机。为避免再次引发挤兑，李文正并未报警。他用几个月时间思考，是要做一个成功的银行家，还是做一个好的银行家？他记得父亲临终前对他的告诫，“不可亏待他人，不可贪人的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