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明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对本文题目中的“经济转向新常态”，笔者想先做点解释。新常态的特点，一是“新”，与以往的不同，是指新的经济状态、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常”，包括经常(是比较长时期的状态，不是短期的状态)和正常(是正常的、合理的状态，不是不正常的、不合理的状态)。我国经济过去长时期超高速增长，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这种粗放型的旧常态已经无法继续，必须换档到中高速增长，低投入、低消耗、低(零)污染、高效益的集约型的新常态。我们现在正处在这种历史性的转变过程之中，旧常态在破但尚未破完、新常态在立但尚未立起来。这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是非常艰巨的、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风险。本文就是对“经济转向新常态时”(请注意：不是“在新常态下”)可能遇到的一些风险作些初步研究。
中国“深改元年”——2014年已经以出色的成绩进入历史：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4%，增速比上年下跌0.3个百分点，但仍处在合理的区间之内;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超额完成原定的1000万人的目标，“经济放缓、就业增加”这种“逆”态势受到世人赞赏;物价指数低位运行，CPI只比上年上升2%，但PPI比上年下降2.2%，这反映了有效需求不足，也为适时推进价格改革提供了有利时机;城乡居民收入比上年增长8%，高于GDP的增幅，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幅(9.2%)高过城镇(6.8%);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取得可喜进展，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8.2%，比上年上升1.3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度为51.2%，比上年上升3个百分点。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三期叠加”的背景下，我们能取得上述成绩，实属不易，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经济发展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在新旧经济常态转换过程中一些潜在的风险已经凸显出来，一些新的风险又正在产生，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应对，保证经济发展从旧常态顺利地转入新常态。
一般认为，当前的风险主要就是高杠杆化的金融风险、高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风险，或者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这些确实是现实或潜在的风险，政府已采取正确措施加以防范或解决。本文拟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经济转向新常态时所应着力应对的几大“风险”问题。
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风险
经济增速会继续下行吗?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从经济长期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回答应是肯定的。其实，这个下行过程在7年前就开始了，从14.2%降到2014年的7.4%和今年一季度的7%。加之，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势头比预想的弱;国内房地产市场正在调整，短期内不会出现强劲回升;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正在持续，短期内难以显著见效，传统工业增长下跌;投资显著放缓，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趋紧，潜在增长率下降;环保压力对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增加等等，经济下行的压力近几年依然比较大。今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政府预设为7%左右，这同大多数学者的估计是一致的;明年可能维持在7%或略低一些，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的预计约为6.8%。
因此，对经济继续缓慢下行不必过分忧虑，这本来就是预料中的经济转向新常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人惊呼“中国经济遭遇24年来最低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增速30多年来将首次低于印度”等等，而许多学者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没什么可惊讶的，它也是今年中国政府的目标。英国有的媒体还说：“更值得惊讶的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消费超过了投资，服务业超过了制造业，内需超过了出口。”的确，我们“调结构”已初见成效。当然，我们也希望经济在转型升级中顺利实现软着陆，从高速档缓缓地转到中高速档，不要下降过急，特别要防止硬着陆。因为下降过急甚至硬着陆对经济的伤害很大，不仅会导致许多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财政赤字扩大、失业增加，影响民生改善和社会安定，而且会使市场丧失信心、使整个经济丧失元气。这个风险一定要设法避免。我们反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不以GDP论英雄，但这并非意味着GDP不重要。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没有一定的GDP增长，改善民生、增强国力就无从谈起，深化改革和调整结构也就难以进行。特别是经济相对滞后的西部地区，增速就是应该高一些。从全局来说，我们既要通过深化改革积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也要采取适当政策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近期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要找到这两者的合理平衡点，实现两者的良性结合，保证经济在转型升级中保持质量与效益比较好的中高速增长。有的地区在安排今年的经济工作时，不再提GDP，或者把GDP的目标设定得太低，这都是欠妥当的。至于有的学者认为今后20年仍然可以保持8%的增长率，那可能是一种出自惯性思维的不着实际的空想，因为它没有充分认识到，不断恶化的环境与资源的制约、大量落后产能和中低端水平产品的拖累，已经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变成不可持续。我们现在正大力打造可持续的新常态，宁要讲究质量与效益的7%，而绝不能维持旧常态，继续搞高投入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的8%。这一点，国外许多学者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席普克说：“中国政府愿意容忍更低的增速，以解决经济脆弱性，促进经济转向自主增长的轨道”，“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资本和劳动力流向产出更高的领域，中国经济中长期将赢得更可持续的增长。”
怎样才能保持质量与效益比较好的中高速增长?关键是保持思维定力、精心调控，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这两大引擎开动起来。我国地大人多、各地经济差距悬殊，消费需求庞大，投资机会很多，各个行业都大有潜力可挖，各种产品只要性能质量好、经济实用都会有销路。这就要求我们彻底破除因循守旧思想，大兴创新之风，把创新作为转向新常态的主要抓手、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一要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大众创新创造创业的积极性，鼓励中外资本投向各种新兴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短板”(我国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只有发达国家的二三成左右，公共服务设施更低)，充分发挥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性作用。二要大力鼓励与支持广大企业广大群众大搞科技创新并尽快把创新成果变成现实生产力，大搞技术改造技术升级(这也是一种科技创新)，更新落后产能和落后产品。需知，现在在原有技术水平上增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越来越小，去年我国每1元投资新增的GDP已降低到0.13元，只有在更高的技术水平上增加有效投资(投资项目是有市场有销路的)，才能显著拉动内需的增长，这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三是以改革创新促消费，大力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此，要积极挖掘与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发展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流通方式，改善消费环境(例如降低进口关税、消费税，打击“假冒伪劣”，保护消费者权益等)。这样三管齐下，加上积极调整外贸结构，拉动内需与拉动外需相结合，就能有效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把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之内。
二、通货紧缩加剧的风险
鉴于我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CPI为近4年的新低，PPI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国内外有的学者认为，全面通货紧缩的风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头号风险”，有的人甚至担忧中国经济将要“崩溃”。也有的学者认为情势尚未如此严重，只是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迹象，或者说“通缩已拦截在中国经济的大门口”。不管如何，我们都应该看到，通缩问题确实是当前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通货紧缩往往比通货膨胀为害更大。但是说现在已是全面通货紧缩则言过于实，因为全面通缩不仅表现在经济下行和物价下跌，其主要表现应是经济大幅滑坡，资产价格急跌，货币供应量下降，目前的现实情况尚非如此，只能算是有通货紧缩的迹象或存在低通货紧缩的风险，但它有可能继续加剧，因此也要保持警惕，认真对待，切不可等闲视之。
事实上，我国政府对这个风险早有察觉，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有针对性地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据此，央行已择时降低利息和准备金率，国家发改委也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行“微刺激”，鼓励社会资本通过混合所有制或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地铁、污水处理等公共设施的建设运营。
这次通缩的出现，既有过去多年投资过度，造成不少行业产能过剩，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致使经济增长乏力的因素，又有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多年来一直在下降(1998年为62.5%，到2010年降为42.5%)，居民收入的增长明显低于GDP的增长，消费的拉动力减弱，内需越来越不足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同财金政策不完善亦不无关系。因此，总的看来，防治通缩、激活经济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一是积极发掘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诸如环保产业、老年产业、应急产业、煤化气化油产业、“互联网+”等新行业新产品等，政府应给予政策支持并适当参与以推动其加快发展。对既定的改善民生的投资项目，包括城市棚户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和公共设施建设，农村农田水利、农村饮水、耕地环保等工程建设等，要加大力度，提高投资效益。要搞有效投资，不搞重复建设和无效或有害投资。总投资不要过大，动作也不宜过急，不搞“倾盆大雨”，做到“微刺激、稳(妥)投资”，目的主要是激发经济的活力。
二是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包括：增加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使广大民众对扩大消费不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大力疏通城乡流通渠道，推进传统零售业转型升级，积极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如现代物流、网络购物等)，以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使广大民众对扩大消费不仅感到方便而且得到实惠;加强与完善流通过程中的分揀、冷藏、仓储、运输、配送等环节，使生产者(特别是农民)能及时把产品推向各地市场，使消费者能及时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货畅其流”;各级政府要增加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服务的比重，使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具体事情(诸如家政服务、房屋与器具维修、废品处理等)都能及时解决并实现服务质量与收费的标准化规范化。
三是大力发展微小中企业。这是搞活经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稳定社会的根本性措施。各级政府不仅应在降低进入市场门槛方面为其创造条件，更应在思想上政策上予以足够的重视与支持，特别是应切实解决微小中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本高负担重等问题。只有这样，广大微小中企业才能铺天盖地、繁荣兴旺起来。
四是财金部门要为防治通缩积极作为。财税部门要继续压缩“三公消费”和行政开支，确保对有效投资与改善民生项目的投入，确保减免小微企业税费的政策落到实处。金融部门要适度放松信贷，目前信贷名义利率高达8%，超过7%的GDP增速，这表明为稳增长、促消费而降低利率仍有一定的空间，必要时还可继续实行定向和全面降准。
三、财政赤字扩大的风险
财政收入与GDP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国GDP下降了约2个百分点，而财政收入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始料不及。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刚性上升，财政赤字继续扩大(2014年为13500亿，赤字率为2.1%;2015年按预算收支口径增加到16200亿，赤字率2.3%，如按当年实际收支差额口径，赤字率为2.7%)，此外还有外债172万亿元，虽然它们离国际安全线尚远，但数额巨大，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采取积极措施，促其转升为降。
为此，一方面，要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这是上世纪80年代行之有效的“老把式”、我国经济建设的传家宝，也是管理企业、治理国家的永恒主题、基本方针。我国虽然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但人均GDP仍处在世界近百位，贫困人口仍多达2亿(按国际通行标准计算)，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仍是欠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更应当坚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过“紧日子”。遗憾的是，这一认识在不少干部的头脑中很淡薄，致使奢华、挥霍、浪费之风屡禁不止。一定要坚决刹住。政府机关，既要简政又要精兵，精减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冗员、压减行政开支;既要开源，坚持有效投资、“按需生产”，又要节流，严禁建豪华超标的楼堂馆所和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准办由财政出钱的大规模的纯娱乐性的节庆活动;既依法应收尽收(税费)、应省尽省(开支)，又严格堵住各种各样的“跑冒滴漏”，所有小金库、罚没收入、贪腐赃款、过路桥费、手续费等都应上缴财政，严格控制以政府名义或政府担保的借贷。所有这些，都应有完善的法律、制度，靠法律、制度来管理、监督。
另一方面，增加财政收入，要坚持立足于以改革与创新来搞活经济、发展经济。要大力推进财税改革，只有将既定的财税改革积极推进、落实到位，才能为其他改革、为进一步改善民生打下坚实基础、创造必要条件。主要包括：深入推进“营改增”;加大直接税在税收中的比重，落实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等;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建立教育、科研经费使用的管理与监督制度;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并加强监督;等。特别是要积极推行PPP模式，即在公共工程中引入社会资本、实行市场化的混合所有制，这样既可把社会资本引入实体经济，又可大大减少财政的建设开支。
无论是实行“双增双节”或是推进财税改革，都要坚持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这一根本宗旨。严防为追求增加财政收入而延误改革或使改革走样，更不能变相地对企业加税加费，增加企业负担。
关于地方债问题，学界有不少议论，多数人认为这里存在着不小的风险。其实，西方国家过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地方债务问题。正是依靠借贷，各地方政府才得以大规模开展地区开发和公共设施建设，进而引入了大量社会资金与外资，迅速推动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与就业岗位。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性债务中负有偿还责任的总共20.7万亿元，同全国财政收入总额相比，数额不大，处在可控范围内。而且这些债款，大部分已投入当地的建设与生产，取得了可观的效益，其土地与固定资产的总价值已达到90多万亿元，即使资产会有所缩水，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地方债务尚不致资不抵债，没有太大的风险。国务院已对此问题做了处理，理清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及支出责任，允许各地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置换到期的存量债券，并明确今后地方政府有权发行长期市政债券，自发自还。
四、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风险
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过大，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注(或最不满)的问题之一。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却占到50%。又据我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我国收入最高20%家庭的收入是最低20%家庭的19倍。我国的基尼系数，自2002年超过0.4的国际安全线之后，不断上升，到去年已高达0.48，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属于“很严重的不平等程度”。当然，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民财富迅速增长，一部分人会迅速富裕起来，富裕的速度也会有快有慢;但是收入分配差距如此之悬殊，而且有些富人是通过种种不正当或非法手段暴富的，这就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早就反映强烈，学界舆论界也不断呼吁解决。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讲话迄今已22年，这个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国家的稳定和谐的大问题仍未见到解决的曙光，可谓“积重难返”，如果再拖下去，势必会出大乱子
诚然，“蛋糕”不断做大不容易，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切好、分配好更困难，这涉及到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两大方面的一系列体制机制与制度问题，也涉及到执政者是否具有敢于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力的勇气与担当、敢于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把这个“老大难”的改革硬骨头啃下来的决心与智慧。
(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根本上说，这就是要降低资本所有者收入所占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收入所占的比重。前者，要求降低投资率，我国的投资率高达40%左右，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国家对此应搞好宏观调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者，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太低而且不断下降，1997年为53.4%，近几年降到40%以下，这种情况对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与技术水平很不利。应在法律上确定建立工资决定与正常增长的制度。企业员工工资福利的调整应由劳资双方根据企业生产发展与劳动者生产率的情况协商决定，其中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应由国家有关部门决定，而不能任由企业自己决定。
(二)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工商建矿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姓公(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不姓私，经营所得的利润，应大部分上缴财政，不缴少缴都是错误的。近年有的国企开始上缴了，但为数很小，只占百分之几，不超过10%。有资料称，现在中央、地方的国有资产有40多万亿元之多，但其运营成果不是由全国13多亿人口来共同分享，而是被2000多万国企员工所瓜分了;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每年都创造了大量利润，却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也没有进入财政分配;这些做法都是不合理的，必须加以纠正，把应收归财政的钱都收上来。财政收入增加了，用于改善民生的钱也就“水涨船高”了。
(三)现在中央财政预算内税费收入、预算外部分收费收入、土地出让金、社保金、彩票收入等，总共占GDP34%左右，学界认为这一比例太高，太高了地方政府所能用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的钱就少了，建议降到30%左右。现在党政的公务支出约占财政支出的39%，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建议降低到15% 左右，以便财政有更多的钱用于改善民生，包括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四)收入差距悬殊不仅表现在行业方面，还表现在城乡、区域方面。农民收入过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种现象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提高农民收入，要因地制宜、多策并举，科技要下乡，流通要疏导，政策要倾斜，还要解决一个基本性的问题：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使农民能够从名义上属于自己的土地财产中取得合理的尽可能多的收益。
(五)在再分配方面，主要调节手段是税收、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慈善与社会救济、政策调整等。当前群众反映最大、最需要做的，是实行“限高、扩中、提低”的政策，把垄断部门、国企管理层的畸高薪酬及福利适当削减，使之回归到合理的区间里来。这些人群的工资与职工平均工资之比例，应从现在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之悬殊降低到五六倍左右(不久前俄罗斯宣布降低为7倍);应提高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外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的超过70%);应削减国企畸高的福利和管理层不合理的职务消费。与此同时，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效益的提高，及时提高低收入人群与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当然，国企薪酬制度改革绝不是单纯的减薪和涨薪，而是要使薪酬能体现价值、鼓励先进和兼顾社会公平。而要做到这些，研究制订改革方案时必须公开透明，广泛听取意见;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包括法人治理结构、职业经理人制度、市场化的薪酬分配机制等;必须综合考虑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考虑不同行业之间、管理者与劳动者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不能过大;必须随着国家经济与企业效益的变化而调整薪酬，调整方案应经有关部门批准。
五、外贸增幅连年下降的风险
我国外贸增幅，已经连续三年下降，2012、2013、2014 年外贸增速分别为6.2%、7.6%、7.4%，都低于当年年初确定的10%、7.6%、7.5%目标。其中出口，按美元计价，2014年同比增长6.1%，而按人民币计价仅增长4.9%。虽然我们已经确定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出口对促进经济增长仍然意义重大，其贡献度一般可达两位数，在解决上亿劳动力就业、积累巨额抗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外汇储备、为国家增加大量税收等方面也功不可没。我国出口企业有2000多万家，出口增长连年下降使得它们经营很困难、不少已经倒闭。这个风险亟待解决。
外贸增速放缓的原因，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无法支撑我国外贸的高速增长;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拉低了我国进口的增速(2014年拉低我国进口值增速3.3个百分点)。从国内看，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和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削弱了我国传统产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与竞争力。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制造业的投资在降温，有的外资企业因本国经济的需要撤回本国，而我国的外贸出口值约有一半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
扭转外贸增速下滑的趋势，必须有新思维新路径：一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而不是“绕过”)国际市场竞争，通过竞争倒逼我国企业大搞创新、把出口优势由价格优势为主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优势转变，倒逼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由“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不久前我国两位学者发表研究报告称，中国出口所引起的竞争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是周边国家“向上提升”的良性力量。这一论断同此前有的外国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即：1996~2007年中国出口引发的竞争在12个欧洲国家技术进步中的贡献度高达15%。对出口对象国如此，对出口国也如此，我们要通过积极发展外贸倒逼出口企业更积极地推进技术进步，只有这样才能更大地加强我们的出口竞争优势。二是不断扩大新的国际市场空间。除大力稳住与5大贸易伙伴(欧、美、东盟、中国香港、日本)的双边贸易额外，要大力发展市场多元化，积极拓展与金砖国家、中亚、非洲、拉美的贸易，拓展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同更多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要防止“国小不与贸”的想法，小国虽然经济总量小，但往往有特点有潜力，如自然禀赋好、资金雄厚、地理位置重要、有特殊产品或特殊需求等，与之发展贸易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有积极意义。三是积极调整出口结构，实行五个结合：出口货物与出口服务、技术、资本相结合;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相结合;一般货物出口与大型成套设备及技术、标准、服务出口相结合;普通产品出口与大力培育外贸品牌加大品牌产品出口相结合;加快对外贸易与扩大对外投资、扩大国际产能合作相结合。四是深化税制改革，更好发挥税收杠杆的积极作用。为鼓励加大进口，可适当降低进口关税和增设口岸进出境免税店;同时，适当降低过高的消费税、增值税，缩小消费税征收范围，使消费者获得更多的实惠，并吸引庞大的“境外消费”回归为国内消费，从而更大地扩大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为鼓励加大出口，可适当提高出口退税率，实行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并适当提高退税额、对经营困难的出口企业适当减税等政策。
六、环境资源问题日趋严重的风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问题日趋严重。目前我国空气、水、土壤、食物等都遭到严重污染，有的还呈持续加剧之势，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我国环境总体趋稳向好”。空气质量，各个省区市都有雾霾，京津冀尤为严重。据环保部发布的《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在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检测的161个城市中，仅有16个年均值达标，不足10%。《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2013)》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空气质量在全球排名为倒数第二。水，近80%的江河湖水受到污染，近半入海口的排污不达标，61.5%的地下水水质属较差级或极差级。土壤，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占普查范围总面积的31.12%。耕地质量，属中、低级的超过70%。形势如此严峻，发展下去，势必如美国兰德公司一份报告所预言：中国未来将变成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一方面，环境严重污染;另一方面，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本来就很低，如人均水资源只有2100立方米，是世界13个最缺水国家之一，人均耕地只有世界水平的一半不到，人均矿产资源也很少，加上因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导致重要资源的消耗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职业病多，食品污染问题大，“大城市病”严重，等等。这个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最紧的约束，或者说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走到了“悬崖”，不雷厉风行地加大有效整治的力度就不可能持续下去。这是我们当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风险。试问：我们将给后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我们还能不全民奋起紧急行动起来吗?
首先，应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在全民尤其是各级政府官员中牢固树立“环境第一”的理念，把它列入基本国策，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我们一定要摒弃“无工不富”、“有水快流”、“发展经济污染环境不可避免”、“以GDP论英雄”、“先生产后治污”、“边生产边治污”等种种谬论，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习近平同志上述指示上来。要在“环境第一”国策的指引下，举国上下，政府、企业、公众一起上，开展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从根本上扭转环境、生态、资源不断被破坏的严峻形势，为建成“美丽中国”而努力奋斗。
这场人民战争，政府是主导。政府目前，一要改革环保与资源管理体制。环境保护、生态保护、资源保护与合理使用，三者关系非常密切，但目前的状况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者“九龙治水”、都管都管不好，或者互相推拖、难啃的都不愿啃，而且，问题大但权力小，积重难返又投入不足，以致30多年来“三保护”成效不大、积累问题甚多。为此，建议把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及其他部门里的有关业务合并起来，组建国家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环资委”)，统筹、协调、管理全国“三保护“及其合理利用等工作，其地位和职能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相仿，亦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二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法治成功的关键在一个“严”字。立法要严，没有重典严法无以治污治乱;还要细，不细法律就成为一纸“原则”空文，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司法要严，绝不允许隐瞒案情、干扰办案，谁隐瞒谁干扰就先查办谁;绝不能以罚代法、以行政处分代替法律惩处。执法要严，最严的环保法还要看执行，必须迅速执行落实法院判决，不拖延不走样，不准说情不准擅自减刑，否则法律的权威就丧失殆尽。三是建立一支独立于各部门各地政府之外、直属国家环资委领导的“环资督查队”(俗称“环资警察”)，各地设分队并向大企业、重要地区派驻督查员，经常及时如实反映当地环资保护的情况、问题、建议以及对违法行为的惩处意见。四是重点建设若干“三保护”样板(例如生活垃圾资源化、废渣废气回收与利用、污水处理与循环使用、煤化气化油、废轮胎再生利用、秸秆发电等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些样板应该是技术先进、效果显著、安全方便、群众欢迎的。过去曾经从国外进口了不少先进的环保设备，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并未发挥作用，应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与处理，总结经验教训。五是组织与推动区域协同治污。治理大气和江河污染，必须把相关地区组织起来协同行动。近日京津冀晋鲁蒙六省区市为改善大气质量，联手在机动车污染、煤炭消费、秸秆综合利用与燃烧、化解过剩产能、发挥性有机物治理、港口及船舶污染 六大重点领域协同治污，这是十分必要的。六是必须加强资源节约与废品回收利用工作。此事讲的多做的少效果差，主要是思想不重视、政策支持少，以致造成“垃圾围城”、“有水皆污”，资源消耗率畸高等严重问题。现在许多废品无人回收，资源再生利用率、垃圾处理率都比许多国家低很多。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项大事，据有关资料，我国吨煤产出率，只有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单位GDP消耗钢铁，为德国的4.26倍、美国的2.5倍、日本的2.32倍;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量，高出发达国家4倍;单位工业产值的固体废弃物，高出发达国家10倍以上;我国铜、铝、铅、锌四种主要有色金属资源储量，按目前产量计算，将在3年~20年用完。可见，节约资源与废品回收再生利用非同小可，应该由环资委全面抓起来，并给予有力的政策与财政支持。七是推动各部门各级政府和广大媒体广泛深入地向人民群众进行经常性的生动活泼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从娃娃抓起，幼儿园要讲普通常识，小学中学要开设生态文明课，大学、社区、村镇要经常举办生态文明讲座。通过宣传教育与民主讨论，制订有生态文明内容的社区公约、村规民约，并要求党员、干部和家长、老人身体力行，为广大群众和青少年作出榜样。
这场人民战争，企业是主体。企业(包括工地、矿山、农场等)是制造污染、破坏环境的主要“元凶”，因而也是这场人民战争的主战场。建议：一要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任何企业都必须肩负起四个社会责任：依法生产合格产品和提供应有的服务;依法纳税;依法防治污染与保护环境;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有的企业还应该承担回收商品包装器具的责任。二要规定，任何企业在建厂或投产时都要制订企业防治污染(包括产品污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包括节能减排)的目标与计划，并定期向政府相关部门汇报和向公众发布企业节能减排和治污的情况、问题和进一步采取的举措，自觉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三要苦练内功，提高技术水平，加强内部管理，堵塞各种跑冒滴漏，积极采用先进的节能、减耗、减排、治污、利废、再生应用、循环使用等技术与设备，在保证产品符合技术、安全标准的前提下，把“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控制到最低程度并使之得到科学的处理与有效的应用。
这场人民战争，公众是基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每个地区、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生态文明的核心要义在于自我约束，如果没有每个地区、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自觉参与、积极行动、互相监督，形成为社会风气和群众的生活习惯，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即使一时取得某些成绩，也不可能保持长久，更不可能扭转严峻的总形势。
根本的出路是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一方面，不仅广大媒体，而且每个街道、村镇、社区、学校、单位等，都要经常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广大民众宣传“三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以及我们应采取的态度与行为规则，大力表彰“三保护”中的好人好事，组织志愿者经常深入民间宣传、规劝、督促、检查，使“三保护”理念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压力”， 以约束、遏制、批评群众中违背“三保护”的种种不良习惯与行为,诸如：随地吐痰擤鼻涕;随地丢垃圾(包括从汽车向马路扔垃圾);向江河湖海倾倒垃圾;生活垃圾不分好类就倒掉;高空抛物;让小孩、宠物随地便溺;浪费粮食等食物，水长流灯长亮电器开的现象普遍;猎杀、买卖、食用野生动物;乱砍树木、乱折花草、乱挖砂石;在广庭大众与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十种不良行为堪称“十丑”。可以效仿旅游行业的做法，对少数人的这些不良行为，不但应依章处罚，严重的还要予以曝光，录入“黑名单”，让他们增长“记性”，并且以儆后尤。
七、国际政治生态持续恶化的风险
我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世界上不时发生的金融危机、市场动荡、价格波动等风险不可避免地会传染到我国来，而且这些风险往往是难以预料的。这给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很不利的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近几年来，世界政治格局剧烈动荡，小战不断、冲突不止、动乱频发成了新常态，加上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因而使我国面临的现实和潜在的安全威胁增多，主要表现在：
——美国出自其称霸、扩张的本性，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其地区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体系，强化对我国的军事围堵，近年又持续对我国施行海空军抵近侦察，并频频伙同某些国家进行针对我国的军事演习。
——在美国的支持、怂恿下，日本军国主义大肆回潮，安倍政府积极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极力否认过去侵略我国屠杀大量平民的罪恶历史，妄图霸占我国领土钓鱼岛，不断向我国“秀肌肉”和发出战争威胁。
——个别海上邻国在美、日支持下，在涉及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问题上，采取挑衅性举动，在被其非法占据的我国岛礁上加强军事存在与资源开发。
——危害我国周边安全的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猖獗，特别是“东突”暴力恐怖活动升级，“藏独”、“台独”分裂势力也对国家安全与统一构成威胁。
——我国与个别陆上邻国尚存在领土争端，这也是一个影响国土安全的潜在因素。
——恐怖活动，海盗活动，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纷争、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有增无减，严重威胁我国的海外利益安全，包括海外能源资源安全、战略通道安全、对外投资与生产商贸活动安全、驻外机构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等等。
总之，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政治形势比以前更加复杂、紧张，许多安全问题凸显，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所指出：现在，地缘政治的危险性正超过经济和社会问题，国际冲突成为未来10年威胁全球稳定的最大风险。
针对这样的形势，我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对策，既加强国防建设，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坚决捍卫领土与国家利益;又坚持和平、合作、发展 、共赢的外交路线，积极开展新型大国外交，搭建了一系列与有关国家的沟通渠道和互相交流、友好商讨的平台;按照“真、实、亲、诚”四字方针和正确义利观，积极发展周边关系和与非洲、拉美国家的关系;提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建立丝路基金、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让相关国家搭上“中国顺风车”加快经济发展。我们发挥外汇储备多、掌握高铁等高新技术的优势，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帮助对方修铁路、建港口、开运河、搞工业园、改造现有企业，或者给予建设贷款等。我们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参与国际救灾、人道主义救济、医疗等善举，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国际上的好评与信任。我们从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干预别国内政，尊重别国选择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对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纷争，一贯主张通过和平的办法，对话、协商的办法解决。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主张的善意与决心，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尽管国际风云变幻，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抓紧这个难得的机遇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同时，抓紧准备随时应对各种不期而至的挑战与风险，把问题和困难看得多一些复杂一些，把应变工作做得更充分更周全一些，既要大力加强硬实力，更要大力加强软实力，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化解或缓解各种来自境外的政治风险，保护我们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