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体上对IEA发表的趋势性判断和一些主要观点是赞同的。比如说煤价下降的原因，更大程度取决于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的影响，当然也有碳减排需求的影响，比如说未来碳市场整体比较疲软。
对于中国的煤炭消费现在已达顶峰的判断，我谨慎赞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峰值我认为不能用一年的数据，它可能是一个数年的阶段，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小的反复，不能说我们从2014年甚至2015年煤炭消费的下降就说明它达到了峰值。
我之所以谨慎认为煤炭达到峰值的原因，更主要是从中国煤炭利用的结构上来看。正如这个报告也讲到美国的煤炭95%以上用于发电，中国长期以来大概在50%。当然中国的煤炭除了用作燃料，很大一部分用作原料，这也是事实，但问题是中国还有数以十亿吨级的散烧的煤炭。我们可以想想，发达国家在实现了工业化时，它自己的散煤还有多少，事实上他们首先是解决了能源的转型，经济实现了工业化，然后来应对气候变化。而我们现在散烧煤的问题，实际上不仅是中国整个煤炭利用效率上的降低，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如果我们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减煤从散煤、从低效率的这些煤着手，然后高效率的可能还会增加一些，那么整体结构调整的情况可能就会好一些。因此我的观点是煤结构的问题可能要大于总量的问题。
另外，中国煤电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煤电机组的“年龄小”。为啥说年龄小？一是我们近十年来的发展快，新建的机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在过去十多年里以大带小，把小的、老的都干掉了，新的建起来了。
美国大部分机组是在1968~1982年间建的，中国大部分是在2005~2015年建的，比如我们百万千瓦机组的年龄平均才四五年，美国是37年左右，我们60万千瓦机组平均年龄是7年左右，30万千瓦机组平均10年左右，而美国30万千瓦机组45年左右。大家可以想想谁的压力更大。
对于美国来说，它可以用天然气替代老机组，我们能替代新机组吗？你能把五年前建的机组干掉吗？所以，事实上这就是锁定效应。
对于中国煤炭，我的结论是它仍然是中国现在经济和能源的一个基础能源，转型是必须的，但是有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