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夫妻月入1.2万负债1.2亿：高利贷之祸何时休？

　　2025年5月1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则破产清算申请公告引发社会震动。一对退休夫妻申报的债务竟高达1.2亿元，而其每月退休金合计仅1.2万元。刘某(63岁)与牛某(62岁)名下虽有深圳外房产、商铺及车辆等资产，但总估值不足500万元，银行存款合计仅6.5万元，与债务规模形成触目惊心的反差。这起案件不仅刷新了个人破产案件的债务纪录，更将高利贷的深渊式危害暴露无遗。

　　高利贷阴影下的债务黑洞

　　据调查，刘某夫妇的债务主要来自民间借贷。尽管具体借贷细节尚未完全公开，但高达1.2亿元的债务规模远超普通民间借贷范畴，极可能涉及高利贷的层层叠加。高利贷的典型特征是高息滚利，例如旧社会“大耳窿”的“九出十三归”模式，若借款人无法及时偿还，利息会迅速吞噬本金，形成债务黑洞。刘某夫妇的案例中，即便以年利率36%计算(远超法律保护的LPR四倍上限)，仅利息年支出就达4320万元，远超其14.4万元的年收入。

　　暴力催收与家庭破碎的恶性循环

　　高利贷的危害不仅在于经济压榨，更伴随暴力催收的社会毒瘤。证据显示，部分高利贷组织带有黑社会性质，通过恐吓、骚扰甚至人身威胁逼迫还款。例如2017年浙江衢州一案例中，李女士因前夫借贷陷入债务泥潭，其父李大伯不得不以退休金代偿120万元债务，家庭濒临崩溃。刘某夫妇虽未披露具体催收细节，但其申报破产的绝望选择，暗示着长期承受的心理与经济重压。

　　法律利剑出鞘，打击非法放贷

　　针对高利贷乱象，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已于2024年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将未经批准的营利性放贷行为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并加大关联犯罪(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打击力度。这一政策转变终结了长期以来高利贷“罪与非罪”的争议，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依据。然而，刘某夫妇的案例表明，政策落地与基层执行仍存在滞后性。

　　个人破产制度：给“诚实但不幸者”重生机会

　　本案的另一焦点是个人破产制度的实践意义。自2021年深圳率先试点个人破产条例以来，该制度旨在为因经营失败、不可抗力等陷入债务危机的自然人提供债务豁免路径。刘某夫妇的破产申请若获批准，或可通过资产清算与债务重组获得新生。然而，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甄别“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如何避免恶意逃债与保护债权人权益的平衡仍是挑战。

　　高利贷渗透社会肌理：从平民到公职人员的沦陷

　　高利贷的蔓延已突破传统认知。证据显示，部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甚至参与高利贷资金运作，利用职权掩盖非法活动。更令人担忧的是，老年人群体成为高利贷新目标。例如北京曾曝出骗子公司以高息诱骗老人借贷投资，最终导致老人“钱房两空”。刘某夫妇作为退休人员卷入亿元债务，或反映出高利贷网络向弱势群体扩张的趋势。

　　国际镜鉴：日本高利贷悲剧的警示

　　高利贷的全球性危害在邻国日本尤为惨烈。2003年大阪八尾市三名老人因不堪高利贷催收集体自杀，2020年日本约1500万人陷入高利贷漩涡。这些案例揭示了放任高利贷的社会代价：家庭破裂、自杀率攀升、经济秩序崩溃。反观我国，尽管法律框架逐步完善，但如何切断高利贷与黑恶势力的勾连仍需攻坚。

　　根治高利贷：法治与价值观的双重重构

　　根治高利贷需多管齐下。法律层面应强化对非法放贷的刑事打击与民事追责，同时完善金融监管填补民间借贷漏洞。社会层面需倡导“实业兴国、勤劳致富”的价值观，抵制投机暴利心态。此外，金融知识普及与心理干预机制也亟待加强，帮助公众识别风险、破除“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唯有法治利剑与道德自觉并举，方能终结高利贷之祸，还社会以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