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最早是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用来形象地描述经济体特殊的停滞徘徊期，它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在比较全球范围内不同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产生，属于在实证数据的比较中可明确观察到的一种统计现象。世行对全球经济体收入阶段的划分标准是动态变化的。基于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一指标，其将全球各个经济体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划分标准的上下阀值逐年上升。中国2012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4270美元，排在全球第107位，但已站在了当年世行上、下中等收入分界值4085美元的上方，成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近50年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13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从上中等收入再上升为高收入的经济体。而我们研究发现，这13个经济体中的毛里求斯已在近几年又从高收入经济体群组中退出，回落至“陷阱”内。剩下的12个经济体中，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西班牙、葡萄牙等绝大多数，从经济体量上来看都是小经济体，若探寻成功之路，它们可为中国借鉴之处寥寥。从世行2014年最新发布的2012年人均GNI数据来看，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有49个，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有48个，而这些经济体中的绝大部分，都已在现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挣扎了许多年。我们测算，目前正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中，有20个已经居于其中超过16年，有的甚至达到了三、四十年之久，始终冲不破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天花板，即始终跨越不了“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巴西、塞舌尔、委内瑞拉等国家，都经历过“晋级—退出—再晋级”的痛苦过程。
有鉴于前面半个世纪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约90%不能如愿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教训，需要特别指出：我国讨论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而言是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要以为前面30几年发展得总体还不错，GDP年均增长近两位数，总量已成世界老二，今后只要一路发展下去，就可以衔接高收入阶段的到来实现现代化“中国梦”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坚克难，实现升级换代式发展，则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正等着看我们重蹈覆辙!所以我们强调，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关乎现代化“中国梦”命运的顶级真问题。要做到“高瞻远瞩”“老成谋国”，保持战略思维的应有水准，当前阶段特别需要居安思危、预警清晰、防患未然。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后已成功跨越了“下中等收入陷阱”，但是现已站在“上中等收入陷阱”边缘，“黄金发展期”的特征正在消退，而“矛盾凸显期”的特征日益显著，近年来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形成了一系列的纠结和“两难”：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类型仍属“两个轮子自行车”，要求必须守住“可接受区间”的速度底线、严防“翻车”危机，同时“去杠杆、稳物价”和“保就业”之间、“去产能、去库存”和“保稳定”之间的权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兼顾与结合等等，无疑都形成了挑战性的问题。粗放式发展模式显然不可持续，“帕累托改进”空间已大为缩小，改革进入步履维艰的“深水区”，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考验横亘于前，正所谓“好吃的肉吃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中央五中全会所指出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情况下，“改革”和“社会矛盾累积”这“两只老虎的赛跑”中，我们惟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保证它跑在前面，从而化解种种矛盾和风险的威胁，才能引领新常态而力求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们面临的困难和考验包括：
第一，产业革命加速更迭，“技术赶超”压力巨大。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产业革命（蒸汽时代）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和头号强国，美国和德国引领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电气时代）使它们得以迅速发展，美国进一步主导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稳固成就与维持全球经济霸主地位。技术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帮助这些经济体实现了经济长期增长。然而，进入信息时代以来，技术创新在不断加速，当下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已先声夺人，产业革命正加速更迭，使后进赶超者的发展时间更加紧迫，越紧迫则越容易追赶不上，越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全球发展格局钳制，贸易摩擦制约接踵而至。占尽先机的先行发达者也是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主导者，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而对于后发追赶者来说，经济发展的环境往往更为险峻，先进经济体和“霸主”在贸易摩擦中的打压，以及需要按照先行发达者制定的“游戏规则”来发展，使后发赶超者的发展势必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承受先行者的压力和排挤。我国在实力上仍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但经济总量排序上已然跃至“世界老二”，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已今非昔比，种种磨擦、制约因素接踵而至。随着国际竞争进入新阶段，除老大压制外，老三以下者有更多的怨怼因素和麻烦制造行为，原来的“穷兄弟”们也容易离心离德。
第三，能源资源环境“三重叠加”制约，集约增长刻不容缓。我国基于“胡焕庸线”所表达的基本国情在资源、能源消耗方面之“半壁压强型”，和资源禀赋客观形成的以最难清洁使用的煤为基础能源绝对主力的格局，加上前面三十年外延为主的粗放发展阶段的污染积累因素，合成了资源、环境压力异乎寻常的“三重叠加”，是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以“非常之策”来破解的“非常之局”。
第四，人口基数、结构挑战方面，“未富先老”已成定局，创新领军人才匮乏。我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追赶起点低，从以人均指标划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整体步入高收入阶段注定难度更大，加之人口结构已呈现明显老龄化，势必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负担与拖累。还存在由于教育不合理而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结构问题，苦于面临“钱学森之问”，难以造就高水平的创新领军人才，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存在较明显的错配。
第五，文化“软实力”不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难免遭受制约。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往往不敢为天下先，不善于思辨和冒险创造，社会弥漫“官本位”的思想意识，善于遵循较为森严的等级制度而不敢、不能发表真知灼见。这些文化与传统意识特征，形成“软实力”的不足、感召力的欠缺，也实际上制约着全球日新月异变化中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第六，制度创新亟待实质推进，管理技术创新空间迫切需要得到拓展。有效制度供给是打开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潜力空间、造就人才、推动升级的核心要素，是创新发展这个“第一动力”的龙头和经济运行绩效提高的关键。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追赶易，制度模仿难，当技术的“后发优势”逐渐淡化时，“高水平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的“后发劣势”便更显其拖累，如不能以攻坚克难的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我们必将面临“劳动力低廉方面竞争不过低端经济体，高新科技与投资环境方面竞争不过高端经济体”的窘境，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还可能会伴随民粹主义“福利陷阱”和政府公信力的“塔西陀陷阱”）。
在中国引领新常态、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型升级（爱基,净值,资讯）主要需在供给侧实现，“三驾马车”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动力体系认知，只有联通至基于结构优化的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可能完整。而结构的优化机制，必须依托于以“改革”为核心的“制度供给”。
目前，我国一般产品市场已基本放开，但要素市场和大宗基础能源、资源市场仍然存在严重扭曲，人为压低要素价格，从而是粗放地（高能耗、高污染地）促进经济增长。与此有关，对生产者和投资者实际上的非规范补贴，又使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形成大量过剩产能，结构失衡矛盾迟迟不能有效化解，甚至趋于突出。因此，必须在实质性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顶层规划”的全面配套改革中，依靠有效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力量，加上有为、有限政府理性的政策供给，对经济结构进行“升级版”调整，实现向可持续增长路径的转变。最为关键的要领，在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包容性理论框架支持科学决策和优化政策设计，来面对中国改革深水区重大现实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打开“制度红利”这一转轨中最大红利源的释放空间，形成激发经济社会活力、潜力的有效制度供给长效机制。
中国独特的市场发育和经济赶超正是改革中最难处理的一项基本矛盾：国际竞争的基本现实已不允许我们再常规地、跟随式地经历和等待以平均利润率机制主导的漫长的市场发育及经济结构优化的自然过程，需要从供给侧得到一种比自然、自发的市场配置在某些领域、有限目标下更强有力的机制——政府“理性主导”机制，并使之与市场机制“1+1>；2”式地叠加，才能逐渐接近并最终实现“追赶—赶超”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把全球市场中可利用的技术后发优势与我们自身保持理性的政府主动作为结合在一起，寻求守正出奇，就要形成凌驾于“政府与市场绝对冲突”或“要么政府，要么市场——二者必居其一”旧式思维之上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来指导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在尊重市场、培育市场的旁边，供给侧的特定作为，必须包括政府积极有效地建设市场、组织市场和与市场主体“合作式”地成功超越市场平均利润率机制自然过程。“混合所有制”有望成为中国发展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产权基石，进而推进国有经济部门的实质性改革和“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育和成型。
“十三五”时期正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时期，并必须配之以在实现“全面小康”同时的“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以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供给侧制度创新的实质性推进，将总体上成为现代化路径上进一步打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空间的“关键一招”。立足于“十三五”时期，放眼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在十八大之后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键阶段上，只要我们紧紧抓住供给侧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即克服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和障碍，把“硬骨头”啃下来，获得解放生产力、引领新常态、打造升级版的成功，必将能够守正出奇地使我国经济社会相对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如愿跻身世界发达经济体之林，去联通“中国梦”伟大民族复兴。（贾康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苏京春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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