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都被敌人捕获枪杀。
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何叔衡与***同志同为中共“一大”湖南的代表）、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
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腔热血。
资料图：红军长征
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
“截至本月底（注：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两千余支，机关枪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两百余担。”
与牺牲伴随的是工农红军转移前后一批人的叛变，历史作为洪钟，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
我们看看从1930年到1934年期间所出现的叛徒。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中亮被捕叛变。这些叛徒可绝不仅仅是一般的人物。这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以上的人物。中央红军在1934年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后：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佑叛变；红十军副师长倪宝树叛变；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苏区军以上干部叛变的也不少，这就是我们讲到任何革命都有投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