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加藤完治并肩站立的另一个人为东宫铁男，一位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皇姑屯”事件的执行者，他曾被誉为“满蒙”开拓团之父，为了国家我们去了，是他为日本军国主义，蛊惑本国农民去往中国东北移民所作歌词的一句，这一句在当时的日本广为流行。这两位在历史中因一手缔造了“满蒙”开拓团事件而被留名，然而深溯其背后，却是整个大和民族对中国东北由来已久的垂涎。盆中之竹不可久活，这样的比喻轻易地便让人读懂了当时日本人的心思，以岛国之有限领域，无论资源抑或发展均遭遇瓶颈。在军国主义萌芽阶段的日本，那些心思活泛的野心家们，便不得不将目光投往海外，而最让他们倾心的自然是富饶辽阔的中国东北三省，再好不过的踏板，天然肥沃的粮仓。用加藤的话说，那是天赐于大和民族的土地。后藤新平，这位层长期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人物，对于如何殖民化一地颇有新得，在其担任满铁第一总裁的就职演讲中，他毫不掩饰地提到，经营满蒙的诀窍就是，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发展畜牧业，其中尤以移民为最。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开始零散向中国东北移民。在日本议会的会议上，时任日本外务相的小村寿太郎提出了二十年向满洲移住大和民族百万人的计划，将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推向了政策化和具体化。盆中之竹，终于等来了移植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