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美之间是有合作基础的。特朗普希望振兴美国制造业，应该求助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协调，而不是货币战和贸易保护主义。”余永定强调。
对于中国，如果允许贸易顺差缩小，中国就可以更多发展、依靠国内市场，将更多资源用于国内投资和消费。余永定说，中国贸易顺差高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储蓄率较高，贸易顺差降低，意味着国内消费增加或投资增加。这和中国的长期发展愿景是一致的。因此，中美之间进行这样的调整和博弈，根本上没有坏处，中美间也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
此外，对于中美双方来说，都面临“资产者无祖国”的挑战。余永定直言，当前全世界的富豪都到其他国家进行投资、合作。美国的跨国公司和富人的海外运作、资产转移、避税等行为已经极为普遍，引起反弹，特朗普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用了这一情况；而中国的这一趋势正越来越突显。需要注意的是，投资在全球布局也会带来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一旦企业和富人资产转移和转移资产式海外投资等行为发展过度，普通民众的利益也会相对受损。但堵不如疏，从国家层面，顺应资源配置的规律，尽量创造更适宜的投资、经营环境，提高对劳动者的教育和转型投资，恐怕才是治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