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肖翊 摄
【封面故事】亚投行开张三问
记者 张璐晶｜北京报道
836天、27个月、两年多，这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从提出倡议，到正式开业所用的时间。
2016年1月16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安保级别骤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及亚投行创始成员国57个国家的代表相聚北京，共同见证了亚投行的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57个创始成员国代表团团长共同按下标志亚投行正式启动的按键，习近平主席为亚投行标志物“点石成金”揭幕。
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强调，中国是国际发展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建设性的贡献者。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通过各成员国携手努力，亚投行一定能成为专业、高效、廉洁的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增添新力量。
在两千余字的致辞中，习近平主席8次提到“合作”、8次提到“共同”、4次提到“共赢”、3次提到“高效”、3次提到“专业”，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对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的期待、信心与魄力。
打造一个专业、高效、廉洁的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2016年1月17日，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在北京举行了上任后的首次记者会。《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参加记者会，并就公众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采访。亚投行的筹备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亚投行在未来如何盈利？亚投行的首批项目将会在何时推出，聚焦在哪些领域？如何管控长期的投资风险？
亚投行“前传”
836个日夜的争分夺秒；最后10分钟还有国家加入；英国决定参加增强了多国信心
亚投行从无到有，经历了836个日日夜夜的努力。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与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在雅加达举行会谈时提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投行。
短短一个月之后，筹建亚投行工作在北京启动。2014年1月、3月、6月、8月、9月，中国召开了5次筹建亚投行的多边磋商会议。密集的会议背后，更多的是激烈的交锋和艰苦的谈判。
一位参与亚投行筹建的工作人员回忆说，2014年3月8日马航航班失联事件发生时，正处于中方与东南亚国家筹建磋商的关键阶段，亟须尽早出访。这也是确定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关键阶段。
作为财政部主管亚投行筹备事宜的副部长，史耀斌从当年年初就开始频繁出访相关国家做工作。如果要在计划时间内完成既定走访任务，部分航段仅有马航航班可选，史耀斌副部长和工作人员将风险置之度外，毅然搭乘马航航班，连续走访东南亚5国，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预期目标。
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回忆起这段时光，以及对于请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的难度，他说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发达国家不进来，怎么算一个真正的国际多边机构，所以只能是从“困难着手，向最好的方向努力”。
当时，中国成立亚投行的倡议受到了不少的质疑，不少国家怀疑中国是否有能力设立这样一个多边银行并获得亚洲乃至其他发达国家的支持。
令金立群记忆深刻的是：第一批加入亚投行的截止日期是2015年3月31日。直到那天晚上的11点50分，最后10分钟还有国家加入。
金立群表示，最早的预想是可能会有20多个国家加入，到最后有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其中“英国决定参加很重要”。
2015年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决定加入亚投行的七国集团发达国家。
随后，3月17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公开表示申请加入亚投行；再之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纷纷加入。
金立群表示，很多人误解好像亚投行针对英国做了特别的工作，但实际情况是，在创立之初，亚投行没有疏忽任何一个国家，对所有欧洲国家都一视同仁，除英国外，亚投行跟德国、法国、意大利也一直在接触。
在外界看起来，金立群去英国次数比较多的客观原因是作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基金会的受托人之一，IFRS基金会的总部在伦敦，金立群经常要去开会，借此也会拜访一下英国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同时也会到周边有关国家拜访沟通。
“英国走出第一步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消除了很多国家的疑虑。英国认为亚投行是有前途、可以发挥作用的，也增强了别国的信心。”金立群说。
2015年3月12日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后，3月18日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Barbara Janet Woodward）在北京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很高兴可以在亚投行成立之初加入，英国相信亚洲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英国希望在这方面与亚洲国家分享英国的技术经验。“英国希望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不仅仅在技术经验分享方面，也希望在亚投行初创时期，就可以凭借我们的国际金融经验来帮助亚投行形成更好的机制。”吴百纳大使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2015年12月25日，恰逢西方圣诞节，亚投行在喜庆的气氛中宣告成立。国际媒体将之称为中国和各个创始成员国送给世界人民的一份“圣诞礼物”。
事实上，在这天成立不是故意“选”出来的，而是由于同时满足至少有10个国家批准，且这些国家初始认缴股份总和占比不少于50%这两个条件，《亚投行协定》正式生效，亚投行法律地位也得以确立。
因而，也有人形象地说，2015年12月25日，相当于亚投行“领证”日；而2016年1月16日，则相当于昭告天下、“大摆宴席”，正式开业。
如今57个成员国分布在世界五大洲，一个全新的多边开发银行正走向世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显示，银行应设立理事会、董事会、一名行长、一名或多名副行长以及其他必要的高级职员与普通职员职位。
1月16日亚投行开业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当选亚投行首届理事会主席，金立群任行长，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任亚投行中国副理事。其他重要职位，比如副行长等会在稍后选出。
在1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中，《印度时报》记者提问金立群，印度作为第二大股东，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副行长的位置？一共会有几个副行长的位置？金立群表示，亚投行有好几个大股东，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我们和大股东紧密合作，但也不能忽视和其他小股东的合作。对于副行长这样重要的职务，只会看工作能力，我们目前正在审核来自全球的副行长和高管申请，我们会仔细遴选，确保合格，其他人员也会有专业的人力资源公司帮助我们遴选。
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亚投行总部大楼。《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 摄
第一批项目是什么？
——首批贷款2016年年底前发放，集中在电力、公路铁路等领域，面临环境、移民等挑战，中国不首先申请
亚投行的成立，仅仅是个起点，未来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2016年1月16日之后，世界对亚投行的关注聚焦到其日后的运营和发展之中。其中，亚投行成立后的第一批项目格外引人关注。
根据公开资料，2010—202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8万亿美元，年平均投资需求约为7300亿美元，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年度投资规模仅约为100亿~200亿美元，缺口巨大。
亚投行新当选的首届理事会主席、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亚投行开业是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一项重大事件，亚投行正式开业后可以履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其他一些职能。
成立后的亚投行第一批项目将集中在哪些领域？首批贷款将于何时发放？
1月17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参加了金立群首次以亚投行行长身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表示，亚投行的首批贷款将于2016年年底前发放。
金立群表示，亚投行正式开业后没有第一个项目，只有第一批项目。具体的项目是根据需求来制定的，但总之是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和其他生产性领域。目前需求比较大的是电力，包括发电、输变电、公路和铁路，也有港口建设、供水排污等需求，已经有许多国家提出了申请。
虽然还不能公布具体的国家，但金立群表示，可能使项目一开始的覆盖面就广一点，不过，不可否认的是，首批即将开始运营的项目，还面临不少的挑战，主要困难表现为当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涉及环境、移民等问题，是否能较快速地完成这个项目；又比如在巴黎气候协议之后，一些传统的能源项目、燃煤项目等都是较敏感的问题，需要亚投行董事会进行讨论。
去年12月底，巴黎气候大会通过的《巴黎协议》对所有国家的减排目标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对传统能源项目比如煤炭行业的冲击更为明显。
金立群表示，亚投行在未来既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会兼顾环保要求，毕竟以伤害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具体来说，比如对亚投行在是否支持煤电项目上会考虑到各种因素，需要拿到董事会上讨论。煤电有两个问题，一是排放二氧化碳，有温室效应；二是有粉尘。但是，许多亚洲国家有煤却没有天然气，怎么发电？金立群表示，像这样的问题，管理层不要妄加决断，董事会也需要仔细研究。
至于中国是否会首批申请亚投行的项目？
亚投行中国副理事、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亚投行最大的股东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资格获得亚投行的贷款项目支持，但考虑到本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更加迫切的国家较多，因此亚投行成立初期，中方将暂不考虑申请亚投行资金支持。
1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亚投行第一批项目是否绝大多数是联合融资项目？比如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又或是与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国内机构联合融资？
金立群表示，亚投行一直在与国际多边机构密切沟通，已经有很好的一批项目库，其中，既包括联合融资项目，也包括单独融资项目。
“现在没法说具体项目数量和情况，但原则是，我们目前联合融资项目和单独融资项目是同步推进的。合作项目也不局限于上述几大行，也可以是其他机构或者公司。但我们只会和同我们执行同样高标准的伙伴合作。”金立群说。
2015年10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哈米德·谢里夫（Hamid Sharif）时也曾谈到过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投行关系以及联合项目融资的问题。
谢里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2015年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和金立群分别在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巴库和北京有过两次会面。在工作层面有广泛的接触和合作，也在和亚投行积极探讨联合融资的问题。
谢里夫举例，当谈到本地区的需求，特别是大项目比如巴基斯坦的迪阿莫—巴沙大坝（Diamer-Bhasha Dam），没有哪家贷款方可以单独承揽，不管是世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所以亚投行的出现为超大型项目的联合融资提供了可能。而且今后随着多边银行的进入和合作，也会带动私营部门进入相关领域。
亚投行如何盈利和管控风险？
——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必须要盈利，将有高级岗位负责风控
虽然亚投行今后要做的工作，是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添砖加瓦，但如何保证盈利和可持续发展，仍旧是亚投行未来面临的挑战。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风险管控、尤其是长期风险的防控。
对于亚投行如何盈利的问题，金立群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一个多边开发机构不可能去追逐利润最大化，但必须要盈利，否则就无法持续。
金立群表示，从自身来讲，必须要做到两点。第一，要尽可能节约成本和开支，要精干，没有冗员。降低成本意味着减轻借款国家的负担，也可提高亚投行的财务能力。第二点，要高效，一个项目若拖拉至两三年，甚至是四五年，对借款国家而言是巨大的成本，对亚投行亦是。
另外还有一点，金立群强调，就是要通过良好的业绩来赢得资本市场对亚投行的信赖，降低融资成本。以较低的融资成本、较低的经营成本，再加上高效率的工作，就能够使这个机构具有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对于初始注册资本金为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来说，未来要想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丰富的资金，亟须建立合理的融资模式。
实际上，初始注册1000亿美元法定股本并非都需要缴纳，分为实缴股本和待缴股本，其中实缴股本为200亿美元，待缴股本为800亿美元。域内外成员认缴股本在75:25范围内参照GDP比重进行分配，并尊重各国的认缴意愿。经理事会同意后，亚投行可增加法定股本及下调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但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不得低于70%。
目前，由于个别国家未足额认缴按其GDP占比分配的法定股本，亚投行总认缴股本为981.514亿美元，剩余18.486亿美元为未分配股本。中国的股本金占亚投行总股本金的30.34%，中国的首笔11.91亿美元股本金已缴付到位。
等到亚投行具有非常健康的资本金率，当评级机构给予亚投行良好的评级，亚投行可以借助2.5倍的杠杆达到世界银行的放贷规模。
史耀斌副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亚投行未来运营的重点之一也是要解决好如何盈利的问题。有三种途径：一是要选择好的项目，既见效快又利于地区经济发展；二是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加强项目的有效管理，尽可能让各成员国的意愿都能有效实现；三是完善治理结构，按照公开、透明、合理、有效等原则，和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
与盈利问题相关的就是风险防控问题，由于亚投行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发放贷款，但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额巨大、回报周期长等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一位长期从事海外投资的国企高管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作为最早一批走出去投资的中国企业，由于投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稳定、政局动乱等因素使得他们的海外投资路走得非常艰难，也吃过亏。“投资必须能够变现，这是最根本的要求。基础建设投资很容易将资金冻结到项目上，无法变现，无法退出。一旦大部分资金被冻结起来，就丧失了流动性，无法取得正常的投资回报，如何评估长期风险，保证资金有去有回，还能盈利确实是一件难事。”上述人士称。
1月17日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向金立群提问：亚投行在未来如何管控风险？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周期一般都比较长，未来是否会考虑引入PPP模式分担风险？
金立群表示，记者提到的风险控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看看最近的金融危机，大家可能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多年老牌的金融机构会给世界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风险控制上出了问题。”金立群说。
“全球经济形势可能上行可能下行，一个国家经济状况可能向好可能向坏，但是金融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坚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风控很重要。”金立群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亚投行将有高级岗位负责风控。亚投行必须积极进取，通过各种手段支持成员国基础设施建设，但同时风险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将在积极的业务拓展和谨慎的风险控制间做好平衡。”
“风险控制在任何时候对于想要发展壮大的金融机构都非常重要。”金立群说，为用好每一分钱，亚投行将会做好充足准备，以支持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将设立一个专门的合规部门，在管理层之上行使监督职能，直接对董事会报告。
根据亚投行此前的设计，在运营初期，亚投行将主要向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适时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
对于如何说服或者如何让更多的私营部门来投资这种投资周期长、回报相对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金立群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私营部门关注两大问题：第一是回报，第二是期限。基础设施项目很难有高回报，只能说是合理的回报。私营部门是否愿意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是否愿意接受较低回报，答案都是“是的”。因为私营部门需要分散投资，既需要高风险、高回报率的项目，也需要比较稳健，但收益不那么高的项目。
具体来说，私营部门虽有意愿，但难以独自撑起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亚投行做的工作是由国际多边机构牵头，邀请私营部门参与其中。项目的尽职调查工作由国际机构完成，私人部门根据亚投行的可行性研究来判断是否参与。
另外，在期限方面，不同私营部门的偏好不同。亚投行可以设计灵活的融资结构：比如针对希望投资期不超过5年的银行银团，就为其设计在前5年就可以退出，多边机构继续承接；针对偏好长期投资的养老金，就可以机构先退出，养老金拿后面的。
“我们希望能起到媒介的作用，帮助那些有资金的民营机构，能够有机会进行长期投资。”金立群说。
1 月 17 日，当选亚投行（AIIB）首任行长的金立群在北京举行了上任后的首场记者会。
如何防止腐败？
——内设道德委员会；抛弃惯例，不设常驻董事会；
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的创新型治理结构
金立群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金行长从来不畏惧“harsh”（尖锐）的问题，他也非常愿意回答一切有挑战的问题，因为真理越辩越明。
一个新的多边银行成立，除了“亚投行是谁”“亚投行要干什么、怎么干”之外，金立群被外媒问的最多的问题恐怕要数“如何防止腐败”。
1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路透社记者提问的就是腐败问题：“有什么机制防止腐败，银行内的腐败或者项目腐败？”
金立群在记者会上再次重申，“要把亚投行建设成为一个‘精干、廉洁与绿色（Lean，Clean，Green）’的银行。对于腐败我们采取零容忍，我们实行国际招标采购，对于现行的一些社会环境标准，我们要因地制宜地来制定最适宜的标准，以便提供最实际的保障。”
在国内外的公开演讲中，金立群多次引用其外祖母告诫自己的话“不要把公家的钱放进口袋”，表示在亚投行内部设立了监察银行运作和官员的道德委员会，好的制度能够规范人们的行动，单凭道德的约束恐怕还无法令世人信服。
金立群表示，道德委员会直接向亚投行董事会汇报，委员会主席不能在没有原因的情况下被行长撤职。“我曾经就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我负责的部门从未出过一件腐败案。”金立群说。
除此之外，金立群表示，在管理制度方面，亚投行实施了21世纪一流的治理准则。一方面，不会抛弃任何一流治理应具备的要素；另一方面，任何与多边机构不符的做法，亚投行都会摒弃。
这其中最大的改变之一，就是与现有多边开发机构不同，亚投行不设常驻董事会。金立群表示，现有机构的最大问题是执行董事会既制定政策，又批准项目，项目出现问题无人负责。
“我认为，这是多边发展机构70多年来一直存在的责任真空，这也是亚投行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设计的方案是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是结合现有国际多边机构和私营部门的经营设计出来的。”金立群说。
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分为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此举被认为是吸取现有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基础上，按照亚投行的宗旨又做了一些创新来建立的这一套运行机制和治理结构。
金立群强调，只是书面上或者机构设置上看起来好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执行。金立群表示，作为行长，他将遵守所有规则，接受理事会、董事会领导，确保所有“两会”批准的政策都将严格执行，监督机制将有效运行，不打折扣。
“我们有信心告诉世界，我们言出必行，将亚投行建设成具有21世纪治理水平的优秀多边金融机构！”金立群说。
【封面故事】金立群的五年之约
“早期发展，最重要的不是单个项目准备，而是如何搭建好平台、建立好企业文化核心价值”
文｜《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璐晶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金立群在66岁之际当选了亚投行首位行长。
一头银灰色头发的金立群，英文流利，熟知国际文化，有着专业的投资理念，处事果断又不失儒雅，穿梭在各国政要之间运筹帷幄，可谓是亚投行行长的最佳人选。
金立群19岁在农村插队，此后10年在农村工作生活。文化大革命后，他考上著名英语教育家许国璋的研究生，攻读英美文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
1980年底毕业后，金立群进入财政部工作，多年从事国际财政经济工作。2003年，卸任财政部副部长一职，出任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成为中国首位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2008年届满卸任之后，出任中投公司监事长，并于2013年担任中金公司董事长。2016年任亚投行首任行长。
恩师许国璋在推荐得意门生金立群进入财政部时曾说：“我们国家也许需要上百个英美文学方面的专家，但是，更需要的是懂经济、懂金融的人才。”
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的金立群，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习英文，此后对英语的学习就没有间断过。
金立群不喜欢别人误解他只是学英文的。在他看来，语言只是一门工具，通过这门工具来学习文化知识，来了解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情况。不要把学外语仅仅当做学一门外语来看，它是完整教育的一部分。
一位早年和金立群一起工作的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金立群非常喜爱读书，以前经常去中华书局买经典版本的图书。作为爱书之人，金立群看书非常仔细，有时要戴着白手套、用尺子比着划下重点内容，这种严谨和认真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金立群热爱读书，喜欢读外文原著，他认为要真正掌握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除了研究既有的经济理论之外，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要下功夫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史。因此他曾组织翻译了反映华尔街兴衰的《摩根财团》，前后用时两年，三译三校。
时至今日，再读金立群为《摩根财团》所作之序还可以看出其治学的态度和做事的风格。
“近现代历史上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举凡居于强势地位的国家，大都是那个时代经济思潮的引导者，这些时代思潮固然有其先进性和真理性的一面，但同时也包含着有利于强势国家的形而上学的成分——仅从技术性的层次来讲，这些时代思潮往往将其在某个历史阶段的经验加以绝对化，还常常混淆强势国家与后进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别。不明白这一点，不能坚持独立思考，只知照抄照搬的人，往往是要吃大亏的。我们对这个问题应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在为亚投行成立工作在世界不断奔波之时，在谈及亚投行的治理结构时，金立群曾表示，西方准则并不是国际最佳准则。我们所追求和理解的最佳准则是吸收了很多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经验，然后形成我们新的一套国际最佳准则。他的这一观点与其一贯的对于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一脉相承。
66岁担此重任，金立群感到责任重大。但他认为，以今天的健康水平，60岁到70岁是干活的很好的时间段，这一时期有智慧、有经验、有很好的判断。亚洲开发银行的员工是60岁退休，这些人是亚投行的宝贝。为了打造一流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会把刚刚退休的、经验丰富的国际专家请进来，他们可以很快地培养有几年专业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以老带新，相辅相成。
5年的任期其实也很短，正如金立群所言，对于任何机构的早期发展来讲，最重要的不是单个项目准备，而是如何搭建好平台、建立好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让一个“精干、廉洁与绿色（Lean，Clean，Green）”的亚投行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施展手脚。
